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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是一个开明的朝代，唐人写诗无避讳便是明证：如元徽之的《连昌宫词》、杜甫的《兵车行》《三吏三别》、李义山的《华清官》、张祜《连昌官》等，直接影射、讽喻唐王朝、宫庭的诗作着实不少；而白居易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写的《长恨歌》就是直接借汉喻唐来影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的，如此露骨大胆的讽喻诗章一出，不但没有受到统治者的追究，反而广泛流传，并且还大受皇帝的称赞。白居易死后，皇帝还亲自写诗悼念：“缀玉联珠四十年，谁叫冥路做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瑟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路，一度思卿一沧然。”对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并没有因为写了揭其老祖宗风流韵事的诗篇而感到有什么不快，或者因此而龙颜大怒：做出抛棺戮尸之类的“仁德”之举来。开明的统治者清楚几首诗或者几篇文章是不至于破坏皇家的威严；相反，这种开明的制度之下，造就了一个诗歌空前繁荣的朝代，一个国力空前强盛的大唐王朝。

一、有唐一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诗歌的朝代，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朝代。在历代封建王朝中，它的专制制度相对要宽松和温和得多，但是它的开明却是其它王朝无出其右的。唐人写诗无避讳是一个好例证，在其他政治制度方面，唐王朝的涵养和胸怀远比其他朝代要宽阔得多，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，以至于被宰相魏征谏得害怕起来，不敢见魏，后在皇后的帮助下，虚心纳谏，并留下“以史为镜”“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”的名言，遂有国泰民安的唐朝“贞观之治”。在唐代，皇帝动辄杀大臣，随心所欲的惩治文人的事，几乎不见史载，对于犯了罪的大臣，最常见的处置方法是贬去外地做官，如韩愈、柳宗元都曾遭贬。韩愈曾有“云横泰岭家何在，雪涌蓝关马不前”的诗句抒遭贬之怨，但唐王朝对这样的狂悖之词似乎司空见惯，并不为忤；柳宗元更不用说，写下大量的诗文，其中不乏鞭鞑统治黑暗，人民生活疾苦的诗文，著名的如《捕蛇者说》，同样没有惹来麻烦，朝庭也不在乎这些文章是否讽刺朝庭，妄语时政。大诗人李白诗名太盛，又遭谗言，唐明皇李隆基对他处置则更有浪漫色彩——“赐金还山”，让浪漫的诗人过浪漫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；后来李白因从反叛的永王当幕僚，继帝位的唐肃宗也仅仅给予“贬”的处罚，没有贬到夜朗国，便又遇赦而返，为政可谓宽矣。综上所述，如此的宽仁厚政和开明，则是唐以后，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专制皇帝们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。

正是有了如此值得称颂的开明政治，才使唐朝人尽其谋，为国家强盛敢犯颜直谏，而不致有身首分离、灭门九族之虞。如魏征、房玄龄等一大批名相，皆从唐出，奠定了唐王朝繁荣昌盛的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。同样，在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下，象白居易等一大批诗人敢写心中话敢发肺腑言，留下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，使唐朝成为一个诗歌的朝代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唐朝的繁荣和强盛，在于唐朝开明的政治统治。唐朝虽为封建王朝，在专治制度上远不及前朝及后代各朝，而其开明人道却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的。

但是，自唐以后，五代乱世，不屑细说。两宋开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顶峰。元祚太短，似无细述之必要。明清两朝却恰恰相反，专制之外，皇权之下，待百姓如刍狗，视人命如草芥。这两朝的皇帝祭起专制的法宝来，随心所欲出神入化，魔法到处一片凄残。翻开历史，目睹这段浸透专制血泪的记载，使人心灵为之震颤的程度不亚于一场恶梦！

二、让我们从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开始吧。唐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，强化而日趋完善，尤其是在明清两朝达到了登峰造极、无以复加的地步！明太祖朱元璋首先就是个集专制大成于一身的暴君，在他的统治下容不得异己，听不得异见，皇权皇威，笼罩天下。宋太祖赵匡印对待功臣是“杯酒释兵权”，被传为美谈。朱元璋则不然，他怕自己的子孙制不了这帮功臣，便大开杀戒，把功臣杀了个一干二净，远远超过了创此先例的刘邦和吕后。结果事与原违，他的孙子虽然当了皇帝，但经“靖难之变”后，便被他封在燕京的儿子朱棣篡了去，不过聊以可慰的是天下还在朱家人手里。明史记载朱元璋杀儒生徐一事说，徐给朱上表贺辞内有：光天之下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。朱阅后大怒说，“生”者“僧”也，暗指我当过和尚；“光”则剃发也“则”字近“贼”也，是讥讽他做过山贼，这还了得，于是将这个拍错了马屁的徐生砍了脑袋。可怜这位想阿谀媚上的儒生，希望讨个一官半职，官没讨上便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，岂不冤哉枉也？史载朱元璋残暴任性，杀人成瘾。皇权在握，绝对专制，没有一点可制约的机制，如朱元璋之辈，嗜杀成瘾，手中的屠刀能放得下么？比起朱元璋来他的儿子朱棣的残忍程度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史载：靖难之变后，朱令大儒方孝儒起草废建文帝诏书，方执死不从。朱棣大怒说，我诛你十族，遂将方残杀，并将方家满门抄斩，包括方之亲戚、朋友、学生等一共杀了八百零二人！人命在专制的皇权下，确如猪狗一样轻贱。明朝的其他皇帝，靠着专制手段，虽然杀人数量比起他们这两位祖宗稍有差距，但到底还是龙子龙孙，残忍手段同样不输乃祖。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，曾被郭沫若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中称为一个仁慈之君，然而他杀大臣时剐了三千六百刀，可以想象这是一副多么令人胆颤心惊的惨剧；而据《明季北略》载；凌迟郑时竟挤满了围观的人群！残酷的专制之下，使人们麻木了。老子说“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当狗”，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  明朝皇帝们，就是用血淋淋的专制屠刀架在人民的脖子上，由他们为所欲为，百姓是什么？似乎连当狗也不配了。

明朝专制的赫赫丰功就是杀人。可惜杀来杀去，专制是愈杀愈完善了，皇权皇威也气焰嚣张，直逼宵汉，但是国家却愈来愈弱了。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，倭寇就跟着找上门来滋事生非，而且几百年骚扰不断。再加上边患屡起，异族入侵，版图面积远较唐朝为小，只有４３２万平方公里，只及唐的三分之一强一点。朝庭  大臣  为明哲保身谁敢为国家谋划一二？谁敢不要脑袋站出来指出皇帝老儿的不是？至于文人们就更会独善其身，都钻入进纸里作什么考究之类英明的事去了，这种风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后来在清王朝的专制之下愈演愈烈，考来查去，除了保全自己的脑袋平安地长在脖子上之外，还闹了一个笑话。清朝有位饱读诗书的大儒给皇上的奏折里中说，洋人无关节，用竹杆一捅倒在地上起不来。如此无知，如此愚蠢，又如此自大，真令人为之啼笑皆非。在专制极权的时代，除了一人的脑袋在思考问题之外，天下百姓的脑袋似乎都停止了思维，唯皇帝意志驱从，国家民族发展到这个阶段，不能说不是民族的一大悲剧，中华文明的灾难。还是倒退到明朝的历史里。拥有赫赫专制丰功的明王朝，最终被专制推倒了它的历史尽头，明朝末年，崇祯皇帝杀了戌边有功，而且使关外敌军闻风丧胆的袁崇涣，启用了一个新的辽东巡抚去守辽东，谁知这个大臣的戌边政策竟是“尽驱边民入关”，把辽东大地拱手让给敌人。国这干城良将惨杀之不用，而启用失地丧师之无用之将，其原因也在于专制机制。假使明王朝的专制少一些，至少象唐朝那样，那么在国家危机的时候，或国家有事的时候，一定会出现象唐之魏征那样的名臣良相来出谋划策，边境线也一定有郭子仪那样的大将尽心尽力戌边卫国。可怜，专制的明皇帝们看不到这些，崇祯明放着国之干城良将袁崇焕不用，反用吴三桂这样的首鼠两端、见风使驼之辈，国家能不灭亡么？１６4４年，李自成的起义军打进北京，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。他至死也以为是李自成这些闹事的毛贼断送了自家天下，殊不知此祸远在其太祖朱元璋时就种下了，这就是专制。

三、与明朝比起来，清朝的专制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，无出其右的地步。从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以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手段，摧残文化，禁锢思想，其恶果和影响 胜于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的“壮举”！而且有清代仅仅因为在专制治以文字招祸而被杀者之多，手段之毒辣残忍，我想边那个杀方孝儒十族的朱棣见了也恐怕叹为观止吧。据史载，清朝统治者发动的著名的文字狱有三十二次之多，至于那些小案件，如杀一两个人之类的案子自然是多如牛毛，不可胜数了。康熙二年发生了轰动朝野的《明史案》，起因是浙江一儒生庄铤龙编了一部《明史》，被人告有对清朝悖逆之词，结果是龙颜大怒，七十多颗人头落地，看谁敢不要命去编书？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专治，维持血腥统治，其专制手段花样翻新，新招迭出，令黎民百姓跋前跋后，动辄得咎：据传清代有个诗人写了一句诗：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看书。被人告官，以讽刺清朝不识汉字为由，砍了脑袋，这个诗人至死也不明白，仅仅因为两句诗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，早知道作诗这么危险，谅他也不敢有什么雅兴来吟风弄月了。相比之下，唐朝的诗人似真是幸运了，如白居易，写诗把皇帝老祖宗风流韵事抖了出来，不但不获罪，反而到处传颂，死了还由皇帝作诗悼念了一番，实在风光得很。对此，清朝的皇帝们可能怎么也想不通，如果白居易生在清朝写个什么“太后下嫁”之类的诗篇出来，会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   《明史》之后，不甘寂寞的统治者，又接连兴了几起大狱，著名的如《吕留良》案，都是杀人较多株连较广的案子。如吕留良人已死了，但还不能放过，被“抛棺戮尸，抛尸荒野”。对死人如此，对疯子的做法就会令人哭笑不得了。清朝发生了好几起因疯子胡言乱语写诗而招祸的案子。典型的如“刘文若”投送狂谬字帖案。雍正八年，广西巡抚金余获疯子刘文若投狂贴后，奏请皇帝将疯子刘文若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，以警地方所有疯人。闻此言真正使人欲哭无泪，欲笑不能。刘文芳疯了，这个在专制统治下的巡抚大人看来也疯了，不然他是绝对不会想出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主意来的。当然刘文若是被杀了，但疯人到底还是没有禁住。乾隆年间又发生了疯子丁文彬逆书一案。结果丁文彬被杀掉了，而丁的亲朋也被杀了个七零八落，好不凄惨。对疯子都不放过，可见清朝的专制真正是匪夷所思，不可理喻了。让人觉得不是这个倒霉的丁文彬疯了，而是清朝专制的皇帝连同他治下的那些奴仆大臣们疯了。在清朝专制的屠刀下，专制的权威固然大树起来，然而屠刀之下，这样一群因循苟且，委蛇圆通阿臾奉承的无耻之徒，统治着国家，国家还能有长治久安的基础么？所谓以一人之能，锢万夫之智，皇帝错，全国错，以一人之错使整个中华民族受其祸，这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最不幸的悲剧，而尤以专制的清王朝为甚。清王朝专制的结果，导致鸦片战争被枪炮打开了国门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：东边割外兴安岭、库页岛，西边则割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大片国土，总而积达１５０余万平方公里，这些败家子还振振有词，说什么：宁与外人，不与家奴！将自己的国民当家奴，不顾其死活者，列代历朝，似乎只有清朝一家了。令这些专制狂们大失所望的是，洋人并不领他们的那份恶心的大方，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，打得堂堂的大清国  皇帝和所谓的“老佛爷”西太后慈禧北窜西逃东躲西藏好不狼狈，而北京被洋人烧杀抢掠，尤其由全国人民血汗凝成的“圆明园”只落得“洋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的残局！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，这笔账与其向洋人讨还，还不如向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去讨：因为专制禁锢了人民的才能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，破坏了国家的凝聚力，耗散了国家的力量，阻碍了民族的振兴和发展，才得使八国联军以区区的几千人撵得中国的帝后团团转，使中国人为其刀俎之肉，专制之祸对于国家、人民之害可谓铁证如山矣。

假使清王朝的统治者，多一份开明，少一些专制，使人们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环境中，肯定会活跃学术，刺激发展，国家的繁荣强大自然不成问题，特别是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家底，只要有一个管用的政府，中国完全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。哪里会落到四分五裂、任人宰割的地步！可惜这一切都被腐败的清王朝连同它本身，最终也为“专制”所葬送。综上所述，清朝的专制登峰造极，清朝的腐败无能同样也是登峰造极。物极必反，任何走极端的事物必然要遭遇失败。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们只知一味的强化专制，但不知有开明更重要。其最终都被其所依重的专制所葬送，教训自然十分的深刻。唐朝为什么繁荣强大，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开明。而对于明清的没落我们只有从血淋淋的文字狱里看到了两个字，那就是“专制”。